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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琳: 好醫生是修煉出來的

2019年08月21日 08:21 | 來源:人民政協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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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/沈琳;整理/本報記者;劉喜梅

每一名好醫生的成長,都經歷了漫長的職業修煉。我們對生命的敬畏,也在這場修煉中,日趨成熟和理性。

修煉也一定是一場苦旅。從醫近40年,其中的一些人一些事兒,至今仍對我影響巨大。

生死面前,才懂敬畏生命

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初,我剛到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做消化內科住院醫師。那個年代的夏天,農藥應用廣泛,棉花、玉米等農作物都需要經常噴灑農藥。但農藥的廣泛應用,也導致了不少人年輕人急性農藥中毒。

在某天我跟老師一起值夜班時,就收治了兩位急性農藥中毒的患者,他們分別住在上下樓。其中住在樓下的患者,已經因為呼吸道分泌物的抑制陷入了昏迷,需要時不時地更換氣管插管和吸痰來維持生命。

但那個年代的醫療條件所限,一個病人僅能配備兩套氣管插管,在病人使用其中一套的時候,換下來的那套要被患者拿去清洗消毒。但消毒也需要一定的時間,等護士洗消之后發現樓下的這位患者因為痰多氣管又堵了,并因為缺氧開始出現抽搐癥狀。面對患者的抽搐,護士慌了,怎么也找不到就在搶救車里面的備用插管,然后值班醫生爭分奪秒前來協助找到插管并給患者換上時,已經過去了大概兩分鐘,遺憾的是患者最終沒有被搶救過來。

因為當時在看護樓上的另外一位患者,樓下這位患者兇險的兩分鐘我并沒有親身經歷,但對我震動很大。當然這位患者本身身體機能就比較差,即便沒有耽擱這兩分鐘也未必能夠搶救過來,但至少會多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就像當時帶我的老師所說,臨床醫生的歷練,并不單純是技術的提高,而是要經歷爭分奪秒搶救患者的生死時速,才能逐漸做到膽大心細處理患者狀況。

幾十年過去了,我至今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,它仍然就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。在此之后,我懂得了對生命的敬畏。

過多共情,醫生也會抑郁

工作8年之后,我讀取了北醫的研究生,并從消化內科醫生轉為腫瘤科醫生。

不同于消化內科常常處理消化道出血、胃穿孔等急癥患者,相對而言,腫瘤科病人是慢病患者,他們常常需要長達幾年的治療。因此,腫瘤科醫生也會跟病人有較多和較長時間的接觸。

就是在初做腫瘤醫生時,我和兩位同齡的患者成為了朋友。

這兩位患者一男一女,其中男患者一米八多的個子,帥帥的,很陽光。那時候我夜班非常多,經常三四天就倒一個夜班。輪到我夜班時,這位男患者經常在我沒事兒的時候跟我聊天,慢慢就熟悉了。有時我的同學晚上會來病房幫我忙或者看病歷,這位患者還會拍著胳膊跟我說,“我可以去幫你送同學,你看我的胳膊多有力量”,其實這位男患者很瘦。

這么陽光的一位患者,兩年后胃癌復發轉移了。我雖然已經極盡所能但確實已經很難再幫上他什么了。但每次走過病房,我都能覺察到,他看到我兩眼立馬就有了光,那是對生命的期待和希望。每每此時,我心里都非常非常難受,甚至痛恨自己的無能。

這位患者離開之后,我有大半年的時間也在慢慢療傷。每次走過病房,看到那位男患者曾經住過的病床,想到一個那么陽光、那么充滿生命活力的人,最終如花兒慢慢枯萎般離開了世界,我的內心被焦慮、痛苦、自責會擠滿,這是極強的挫敗感。

在此之后,我明白了,即便是跟患者做朋友,也需要保持適當的距離。不然,長期面對“朋友”的生死,醫生就會抑郁并最終失去診治病人的能力。

冷靜的醫生才能給患者最合適的治療方案

另外一位女病人是間質瘤患者。因為同齡,再加上患者女兒跟我孩子同歲,不自覺地跟這位患者處成了親人一般的關系。后來,在治療的過程中,患者會將生活的苦與樂全都告訴我,包括她跟家人的關系我也都有所了解。

治療了好幾年,這位女病人最后一次來醫院,是因為胸腔大出血來急診。她患的病比較容易出現胸腔大出血,但我也深知,這次她再出血就基本上沒有什么辦法了。我沖到急診室時,病人已經休克,但聽到我的聲音,她立馬睜開了眼睛,好像頓時就精神抖擻起來,那是對生命已經絕望之時又燃起的希望。可是我卻沒有勇氣面對這種絕望,因為我也深知,醫學不是萬能的,很多時候我們不能讓生命起死回生。

就這樣一兩年的時間,這位男患者和女患者先后離開了世界。作為主診醫生,我也總結了深刻的教訓——要成為一名好醫生,我們需要與患者共情,但不能是親人般的共情,甚至有時候我們要做一個“稍微冷一點的好醫生”,這樣我們自己才能擁有健康的心理,才能保持理性參與病人的診治,才能很好地跟病人溝通,才能在良好溝通的前提下獲得患者信任,并為患者帶來希望和溫情。畢竟,生命面前,由不得絲毫的差池。

(沈琳:北京市政協委員、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)


編輯:劉暢

關鍵詞:患者 好醫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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